当经济学天才老去，他皈依了马克思 极悦平台

【文/ 星期六书房】。在今天的学术界，经济学大概是最讲究“年轻”和“形式”的一门学科。整个图景是割裂的、混乱的，不是倒向欧洲，就是出于刻意的逆反而倒向中国、印度、甚至印加文明。对于这个历史问题，经济史名家戴维·兰德斯曾有过一段极传神的白描。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容易撞上这两只海妖，在“我们好他们坏”和“我们坏他们好”之间来回摇摆。第一种观点认为，“我们是如此之好，而他们是如此之坏”。当然，虽是合著，但只要读进去就会发现，这本书真正的灵魂是芬德利。没有哪一个奇迹是自己闭门造车出来的。为了解释为什么这颗星比那颗星亮，学者们不得不在各自偏爱的文明内部，一层又一层地画上名叫“启蒙精神”、“产权制度”或者“煤矿位置”的本轮与均轮。一个在帝国边缘的季风贸易港长大、30岁以后才移居西方学术中心的人，当他回头打量公元1000年到2000年的世界历史时，眼光自然跟那些一辈子待在伦敦或波士顿书斋里的学者不太一样。是什么让这个微观经济学天才对宏观政治经济学如此着迷。芬德利做了一件很干脆的事：他借用经济史家罗伯特·艾伦的说法，把贸易直接提炼为一个“外生变量”。如果顺着这股对“欧洲中心论”的逆反心理再往前走一步，就难免会汇入声势浩大的“加州学派”，像彭慕兰、王国斌和弗兰克，他们转而去发掘亚洲内部的市场活力与中心地位，结果又被琼斯反唇相讥为“中国中心主义”。一旦这样看问题，世界史就变成了一张托勒密式的星图。他早年以对新古典经济学“正典”的形式化建模能力而闻名，是备受索洛、萨缪尔森等泰斗赏识的天才。芬德利固然斯人已去，奥罗克也已经一路摸爬滚打成了标准“学阀”，再不能指望其学术建树了。第二种观点则完全反过来，“我们如此之坏，而他们如此之好”。把贸易当成核心变量，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本行。然后，仿佛有一位虚构的“拍卖商”在场，执行以里昂·瓦尔拉斯命名的价高者得式竞拍，大家兵不血刃地反复试错、交换，最后在均衡价格水平上皆大欢喜。2021年秋天在纽约去世的罗纳德·芬德利（Ronald Findlay），年轻时就是个中翘楚。黑死病之所以能改写欧亚大陆的人口与制度，前提是游牧民族用弯刀建立的“蒙古和平”打通了横跨大陆的商路，而旧大陆的七大文明区域全都参与并巩固了这个网络。此书面世已有近20年时间，中信出版社引进中文版也有快15年了，有限的印量使二手书价也高高在上。也就是说，欧洲人贪婪、残忍，总是在侵略、奴役和垄断式地剥削外围国家。可这位天才到了晚年，却做了一件很不符合现代学术江湖规矩的事。换句话说，贸易不是某个帝国美德或恶行的影子，它本身就是那颗处于引力中心的太阳。两只海妖。比如埃里克·琼斯那本著名的《欧洲奇迹》，从地理大发现讲起，把功劳归于欧洲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，而把奥斯曼、蒙元和满清当成僵化的背景板。一个学者要想端稳饭碗乃至出人头地，通常得在三十岁前拜入名门，在老牌顶刊发几篇满是数学推导的论文，把一个与现实意义微乎其微的小问题装进一个干净的计量模型里。当你把长途贸易放回星图的中央，过去一千年里世界史跃进的最重大三个里程碑：13与14世纪的蒙古和平（Pax Mongolica）和黑死病、15与16世纪之交新旧大陆的融合、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，就不再是某一个地区的独角戏。但芬德利最让人意外的地方，恰恰在于他对本行那种空洞学术的拆穿。他说，他和奥罗克写这本书，就像荷马史诗里的尤利西斯把自己绑在船桅上一样，得时刻小心避开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这两只惑人心智的海妖，一只叫欧洲中心主义，一只叫中国中心主义。无论是史料的质量和组织庞杂史料的功力，这本书达到的高度仍然还没有谁能超越，甚至包括两位作者自己。至于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，它的主导产业所需要的原材料，由被贩运到美洲种植园的非洲奴隶生产，而兰开夏郡织出来的最终成品，则卖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他不仅在书里自封为“经济历史学家”，更像一个终于不用再向同行证明自己数学有多好的老匠人，在真正着迷的问题里自得其乐。过去几十年，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最爱吵的一个问题是“为什么是欧洲”，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出现在西欧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。真空里的拍卖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想纠正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错觉。最先航海到达美洲的确实是西欧人，但把新大陆的商品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并运回旧大陆的，却是被掠夺贩卖过去的非洲人，尽管这完全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。他说，学界的解释归结起来无非两种：。但对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这类宏大议题感兴趣的读者，仍然强烈建议找来看看。持这种看法的人，总喜欢强调欧洲金融体系的演进、光荣革命的胜利，或是弗朗西斯·培根与启蒙时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。芬德利在书里写了一段挺幽默的话。说来也许跟他的经历有关。芬德利1935年出生在缅甸仰光，是个英缅混血儿。也就是说，欧洲人勤劳、知识丰富、受过良好的教育、管理有方且工作高效。他拉上小自己近三十岁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凯文·奥罗克，花了好几年时间，写了一本厚达六百多页的巨著《强权与富足：第二个千年的贸易、战争与世界经济》。“真希望现实就是这般简单而又纯粹。”芬德利带着一点冷嘲写道，真实历史中世界贸易最大的几次扩展，从来不是拍卖商摇铃的结果，而是源自“马克沁机枪的枪管、半月弯刀的刀口或游牧骑兵的暴行”。他在书里写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是怎么上第一堂国际贸易课的：教授会在黑板上画出A和B两个国家，各自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、劳力和资本。因为大多数人在写“强权”与“富足”的历史时，习惯把“贸易”当成政治制度或者经济发展的派生结果：仿佛先有了某个文明内部的优秀品质、制度优势或单方面的残忍掠夺，然后才人为塑造出了贸易的格局。